马国贤(1682―1745)，原名Matteo　Ripa，意大利那不勒斯人，天主教传教士，于1710（康熙四十九年）抵达澳门，随后北上京师在宫中供职，成为康熙皇帝的宫廷画师，经常跟随皇帝出行。期间，马国贤受康熙之令将《热河三十六景图》制成铜版画，这也是中国第一套铜版画作品。1723年　(雍正元年)，马国贤离开中国，回到那不勒斯，创立中国学院，是为西方第一个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教学机构。此外他还撰写《中国圣会和中国学院创办记事》，此书被节译为英文之后，在西方流传甚广，150年来对西方人看中国有重大且深刻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马国贤在中意乃至中欧文化交流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本书原为意大利文，题为《中国圣会和中国学院创办记事》，主要叙述马国贤创办“中国学院”的历程。1844年由福尔图纳托•普兰迪节译成英文。

1710年意大利人马国贤来到中国，他以天主教虏劳会传教士、康熙皇帝宫廷画师的双重身份，在京师度过了十三年。本书即是马国贤神父对其在清廷供职期间以及往返途中所见所闻的回忆录，具有特殊的文献价值，一直被西方大学里中国课程列为重要参考书。[详细]

马国贤在华期间，罗马教廷因中国礼仪的问题跟康熙皇帝发生了争执，双方关系迅速恶化。马国贤对于京师越来越敌视外国传教士的事态发展感到非常担忧。为了寻找另一个发挥自己宗教热忱的途径，他开办了一个学校，教中国孩子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准备把他们培养成教士。

雍正继位后对天主教传教士们又增加了许多行动的限制。马国贤感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已经基本无望，而且每天都面临痛苦的抉择：要么就被迫参加偶像崇拜的仪式，要么就得冒生命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要带他的学生回意大利。

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723年11月15日，我终于带着我的四个学生和他们的汉文老师离开了北京这个巴比伦城市。我自己坐一顶轿子，两个最年幼的学生坐另一顶轿子，其他三个人和两位仆人都骑着马。风刮得很猛，我们的轿子有好几次被大风吹翻了……”

最终马国贤成功地带他的学生来到了那不勒斯，并且克服了重重的困难，解除了教会的猜疑，以及办学的财政问题，于1732年正式开办了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的”中国学院”，根据西方学者奈杰尔•卡梅伦的研究，这座中国学院在1888年被意大利政府下令关闭之前，总共开办了156年，培养了106名精通拉丁语的中国人神甫，为在华天主教教会的本土化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在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德国的手工业相当发达，雕刻匠师们发明了凹版工艺，后又出现铜版画艺术，至今已有近六百年的历史。

马国贤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受罗马教廷传信部派遣，经教皇特使多罗推荐进入清宫服务，同年被任命为宫廷画师。清代宫廷铜版画的刊刻始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在木刻本《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的基础上，马国贤主持第一部铜版画作品。图版共计三十六幅，分别描绘共计三十六景，每一景点名称亦为诗文题名，诗后注景点小记。三十六景诗，包括五言古、五言绝句、五言律、五言排律、六言绝句、六言律、七言古、七言绝句、七言律等体裁。“(康熙帝)非常喜爱这些作品，称赞它们是宝贝，下令复制，赐予皇子、皇孙其他亲王”。

马国贤后来还与其他的欧洲传教士共同以铜版印制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地理史上第一部有经纬线的全国地图。此后，马国贤共镌刻中国地图44幅，并应康熙之邀， 将雕刻铜版技术传授给中国人。这是铜凹版印刷术最早传入中国。乾隆朝是清代宫廷铜版画刊刻的繁荣时期，并达到了鼎盛。马国贤在宫廷中生活了十三年，于雍正元年(1723年)归国。[详细]

明末清初一批西方传教士，如利玛窦、庞迪我、熊三拨、龙华民、邓玉涵、汤若望等，奉命来到北京，他们任职朝廷，融入京城士大夫群中，将西方的宗教、数学、天文学、建筑工艺带入中国，开西学传播之先河，形成历史上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清朝初期，康熙皇帝对西方的自然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他聘请比利时人南怀仁掌管钦天监，邀请葡萄牙人徐日升、法国人白晋和张诚、比利时人安多、意大利人马国贤等进宫讲授西方数学、天文学、解剖学、药理学、拉丁文、音乐、美术等方面的知识，对京师学风影响极大，一时间学者论算学不分中西，“大率兼治算学”。

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最大的目标是要将福音传给国人。马国贤是教士、画家、翻译和宗教与文化传播者。尽管他一生中具有多重身份,但实际身份却只有一个，即传教士。 他曾得到康熙皇帝的信票在华传教，后来为了寻找另一个发挥自己宗教热忱的途径，他开办了一个学校，教中国孩子文化和基督教信仰，准备把他们培养成教士。作为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终身未娶，把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在这些中国孩子身上。 最终马国贤成功地带他的学生来到了那不勒斯，并且克服了重重的困难，解除了教会的猜疑，以及办学的财政问题，于1732年正式开办了专门培养中国留学生的“中国学院”。[详细]

康熙执政时期，天主教在华的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的传教士，由于对中国传统"礼仪"的态度不同而发生争执，导致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冲突，史称"礼仪之争"。这一争论包括三部分:（1）"创造主"译名问题（2）祭孔祀祖问题（3）康熙与罗马教皇的关系问题。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担任福建代牧的法国外方传教会士颜当突然下令，禁止辖区内的中国教徒祀祖敬孔。因此，礼仪之争进入了高潮，在中国和欧洲引起激烈争论。

罗马教廷一意孤行，于1704年11月作出了关于禁止中国礼仪的决定，之后重申禁约，要求所有的在华传教士宣誓，表示无条件地服从。

1721年1月，传教士将教皇的禁令译成中文，进呈御览。康熙帝阅后愤怒地批示道：“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从此，康熙帝对天主教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康熙帝虽与罗马教廷决裂，颁布了禁教令，但是终康熙朝并没有实行严格的禁教。清廷所驱逐的还只是未领票的传教士。凡有一技之长，履行手续向清廷领取信票之后，便可留居中国。同时，康熙帝并没有改变招徕西洋科技人才为清廷服务的方针。[详细]